“当前，通过粒子加速器、大孔径天文望远镜、科学实验卫星等大型科学装置开展基础研究的方式，已成为实现基础科学前沿重大突破的重要手段。然而，我国在空间科学领域的布局却相对滞后。因此，建议尽快成立空间科学领域的国家实验室，从体制和机制两个方面实施深刻的改革。”3月4日，全国政协委员、中科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原主任吴季说。

吴季介绍，基础研究大致分为两类，一类是自由探索式的基础研究，由科学家兴趣驱动;另一类则是由政府主导的、有组织的定向基础研究。二战以后，这类定向的基础研究逐渐成为实现重大前沿突破的主流模式。科学卫星就属于此类，其瞄准自然科学宏观和微观两大前沿的研究手段，通过发射卫星获取在地面上无法获取的科学观测和实验数据。

有数据显示，1950年以前，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奖成果中，只有一项是和大型科学装置有关的。而在1970年后，超过40%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都是利用大科学装置或科学卫星的数据完成的，1990年后这个比例高达48%。

前几年，“悟空号”“墨子号”等科学实验卫星的发射，备受民众关注。“然而，近3年，我国科学卫星的发射数量几乎为0。按照目前布局，到2021年，才会有科学卫星发射。”吴季说。

吴季表示，科学卫星任务的优先权很低，从2002年到2011年之间连续10年都没有科学卫星立项。目前我国的科学卫星系列只有中国科学院在先导专项中实施，目前还没有国家专项支持。

“卫星研制周期需要4—5年，因此，从现在到2021年将没有科学卫星上天。2022年之后是否有空间科学先导专项也不得而知。由于一个科学卫星计划需要花数亿至十数亿人民币，甚至更多，放在中科院先导专项中体量也显得过大。”吴季说，尽管如此，我国在空间科学领域里的投入的绝对值也远远低于发达国家，如美国仅NASA一个部门每年的预算就近200亿美元，其中有约1/3用于科学卫星。而中科院空间科学先导专项在“十二五”计划5年中，只用了30亿元。

吴季认为，未来20—30年中，空间科技领域将会步入快速发展期。选择空间科学建立国家实验室，可以为我们摆脱亦步亦趋、跟踪和效仿别人，树立自己独特的目标提供广阔空间。

吴季建议，选择在空间科学领域设立国家实验室，必须从体制和机制上做好筹划。新的空间科学国家实验室，必须考虑将中国航天技术力量统筹起来。同时，要将政府稳定投入和活跃的民间投入相结合，充分利用市场机制。